中美经济竞争力：强弱比较、动态变化与全球地位

来源：中国经济学人

作者：倪鹏飞、王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摘 要：研究中美竞争力对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开发竞争力框架和指标体系，利用对关键构成要素异质性的认识，结合竞争力的表现与构成指标数据，从当前状况、历史变化和全球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中美竞争力。研究发现：核心要素水平决定中美竞争力的高下，中美国家竞争力正发生结构趋同的变化，中美在较多的共同领域领先世界多数国家。预测未来中国竞争力有可能超越美国，建议中国应在“扬长补短抓关键”原则下，实施中国竞争力提升的四项战略。

关键词：国家竞争力，中美比较，要素异质性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合作也更加广泛。经济竞争力成为学术界和决策者研究、关注的重要热点问题。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只有提升和保持竞争力，一个经济体才有可能实现竞争致胜并保持持久繁荣。另一方面，经济竞争并非完全的零和博弈，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可以来源于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善谋全局者将实现双赢与多赢，将赢得更多。因此，分析比较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研究经济体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知彼知己知天下，是制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战略、实现快速和持续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利用战略机遇期，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经济竞争力，创造人类发展的奇迹。面对复杂的环境，坚定未来的目标，处在行进中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发展的潮流与趋势，认识把握国家发展的规律，分析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清醒、准确地认识中国位置与环境，准确把握中国的优劣势，进而制定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战略，确保中国制定的2020年全面小康和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顺利达成。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改变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发展的格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领头羊的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领头雁的中国，中美经济竞争力关系及其与全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竞争力的动态变化，也将严重影响全球竞争力格局与走向。研究和比较中美间及中美与全球国家间竞争力的当前状况与历史变化，对于预判中美竞争力的发展趋势，持续提升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促进中国与美国及世界的合作多赢，具有重要意义。

竞争力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命题。在脍炙人口的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使用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分析框架，对当时各地的群雄实力或者竞争力进行分析，预判当时中国将三分天下，并提出重大对策建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和比较世界各国及经济体间的竞争力，成为一些学术机构和政府智库的重要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致力于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IPS）与其他机构合作从2001年起每年发表《IPS国家竞争力研究报告》。与此同时，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主要国家与经济体的智库机构，每年也都发表有关本国和本地区竞争力发展变化的跟踪研究成果。在中美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比较方面，一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胡鞍钢等，2012，2015；林兆木，2015；尹伟华，2015；吕婕等，2010；陈立敏等，2009；赵放等，2007）。

但目前对中美竞争力的判断还存在严重分歧。根据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数据，1995年在46个国家中美国国际竞争力排名第１位，中国排名第34位，2015年在61个国家中美国仍然排名第１位，中国排名第22位。而按照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除2010年外，1995~2015年的20年间美国一直排名第1位。中国则从1995年的第40余位，到最近三年排在第28位。胡鞍钢、郑云峰、高宇宁(2015)计算1990年至2013年间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显示，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但中国的发展水平，同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胡鞍钢、高宇宁、郑云峰、王洪川（2017）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越美国。赵彦云、汪涛（2016）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IMD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1995年以来，中国国际竞争优势净增加，竞争劣势净减少，而美国则恰恰相反。

本文根据我们的竞争力定义与分析框架，按照数据可得、系统全面、通用可比的原则，设计显示性（表现竞争力）和解释性（构成竞争力）两套指标体系来构建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显示性指标体系（见表1）有三个指标，解释性指标体系（见表2）有12个一级指标和33个二级指标。以1985~1995~2005~2015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对全球10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表现进行3项指标数据的GDP规模和人均GDP取自然对数，然后对这两项指标和经济增长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人均GDP指数PGI，GDP规模指数GI和GDP增长指数GGI，然后按照专家主观赋权法确定以下权重系数，合成国家竞争力指数NCI.

对于33个指标数据，不进行合成，只进行指数化和排名，用以解释竞争力的表现的指数和排名。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中美竞争力关系的当前状况、历史变化以及中美与全球的竞争力关系，进而对中美竞争力的未来进行预测，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要素异质性：分析和预判竞争力的金钥匙

分析和预判经济竞争力，不仅需要廓清竞争力的决定机制和影响因素，尤其要了解构成要素的地位和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国家间竞争力强弱及其历史变化，才能准确预测未来竞争力的发展趋势。

国家经济竞争力是指国家创造财富和提供国民福利的能力。就一个国家而言，财富和福利规模、水平和增长取决于国家产业体系，产业体系又取决于要素和环境状况。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地区之间要素环境非均质分布，决定产业体系的差别与联系，进而决定国家地区间创造价值的差异和相互关系。全球国家间的价值链体系，取决于全球的生产网络体系，取决于全球的要素环境链体系。按照以上竞争力决定机制框架，本文经济竞争力由三个层次，即经济竞争力产出（价值财富）、过程（产业）和投入（要素环境）。根据以上框架，经济竞争力是由诸多因素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竞争能力。表2中的12项要素既反映了经济竞争力的构成全貌，又代表了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这些要素在作用与性质方面具有异质性。

人才、教育、科技、金融是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人才是核心要素的核心，一国人力既有数量也有质量的度量，人才流动受限，生产需要时间，因而人才数量与质量变化慢。教育是核心要素的基础，高质量的教育难复制、难流动，因此变化慢。科技创新是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科技也有质量和数量的度量，一般科技创新可复制、可流动、变化快，尖端创新科技难复制、难流动和变动慢。金融是竞争力的中枢要素，资金是个数量要素，具有高流动性质，金融体系是质量要素，优质的金融体系难以复制和构建。

产业体系与企业素质是竞争力的支柱要素。作为经济体系的骨架，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既有数量也有质量的度量，具有可移动、可成长，但变动慢的特点。企业素质作为经济体系的细胞，其性质与产业具有相似性。

商业成本与市场需求是竞争力的基础要素。商业成本是财富和福利创造的减项，具有可变和可逆的性质。市场需求规模与层次是可变的，变化取决于财富创造本身。

软件环境、硬件条件、全球联系与政府素质是竞争力的环境要素。基础设施是人工建造的，具有不可移动性，改变可以有不同的速度。生态环境不可移动，易破坏而难修复，同时具有很大的可逆性。制度与文化是只有质没有量。相对于制度，文化更不可流动、不可模仿并更容易变差。社会环境也具有不流动、难恢复、难变动的特点。全球联系影响一个国家从全球获得资源要素和战略市场的程度，具有可变动、可模仿的性质。政府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管理者，为社会经济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素质没有量只有质，具有不流动但可模仿的特点，因而是可变动的性质。

三、研究发现1：核心要素水平决定中美竞争力的高下

分析竞争力的排名与指数发现：中美绝对差距稍大于相对差距。就100个样本经济体而言，指数差距大于排名的差距。2015年美国在世界100个国家样本中名列榜首，中国已居第3位。排名相差两位。但美国竞争力指数为1，中国为0.89。

分析竞争力的表现发现：美国竞争力主要表现在规模和水平上。2015年美国GDP规模达到18.0367万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一位；其人均GDP为56115.72美元，居全球第五位，考虑到美国的人口规模，其实力可见一斑。中国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规模与增长。2015年中国GDP规模达到11.065万亿美元，为全球第二位；人均GDP为8069.21美元，排名第43位。但GDP十年年均增速达9.58%，为全球第二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GDP规模只有美国的61.35%，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38%，但是，中国GDP增长过去十年是美国的10倍。

(一)核心要素的水平决定了中美竞争力的高低

分析竞争力解释性构成的12个分项33个指标发现：中国有21个指标不及美国，美国有12个指标不及中国。其中，在最为核心的领域，中国指标普遍落后。下文根据解释性指标的性质进行具体分析（见表 2）。

规模竞争力中美两国接近。在8个规模竞争力的指标中，中国领先美国3个，分别为人口规模、FDI规模与专利申请数；落后美国5个，分别为新企业数量、全球五百强企业数、国内总需求规模、IMF投票权比重、净移民规模。

水平竞争力美国高中国低。在19个水平竞争力指标中，中国领先美国4个，分别为税收占GDP比重、PPP现价美元GDP/现价美元GDP、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财政现金盈余或赤字占GDP比重；中国落后美国15个，多为核心和关键指标。

增量竞争力中国高美国低。在6个增量竞争力指标中，中国领先美国5个，分别为需求平均增长率、物流绩效指数增速、每百万人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数增速、高端服务业出口占比增速、大学生受教育比例增速；落后美国1个，为人口平均增长率。

（二）美国在核心竞争力等领域占据上风

美国在金融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2015年中国IMF投票权份额为6.1%，美国为16.5%，每十万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为8.45个，远低于美国的32.87个。2015年，中国收入储蓄排名第三，仅次于卡塔尔、科威特，但美国是储蓄最低的国家之一。

美国在企业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2015年，新增企业数，美国为72.28万家，中国为30.66万个；全球五百强企业数，美国为128家，中国为106家；在科技创新企业方面，32家在美国，5家在中国。

美国在教育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2015年中国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67%，美国达到4.94%。虑及中国GDP低于美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可见中美人均教育投入差距巨大。中国大学生受教育比例为43.39%，美国为85.80%。尽管中国大学生人数多于美国，但在大学教育质量方面，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差距。

美国在人才素质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尽管成人识字率，中国的96.36%接近美国的97.04%，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总规模也与美国相当，但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数中国为1113.07人，远低于美国的4018.64人。

美国在硬件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2015年，中国可持续环境制度与政策评估指数为0.26，低于美国的0.40（满分为1），表明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美国差距较大。2015年，每百人宽带用户数中国为19.77人，美国为31.02人。显示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远不及美国；但中国的基本基础设施已接近或超越美国。反映综合基础设施水平的物流绩效指数，2015年，中国是3.66，已接近美国的3.99。

（三）中国在基础竞争力等领域优于美国

中国的成本优势仍然高于美国。尽管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但中国的小时工资水平还远低于美国，即便考虑生产率因素，美国在工资成本方面也不具有优势。总体税负，如以税收占GDP比重衡量，中国的9.67%也低于美国的11.42%。而反映商品与服务比较价格的PPP现价美元GDP/现价美元GDP，美国为1，中国为1.79，价格水平显著低于美国。

中国的市场规模潜在优势巨大。2015年中国国内总需求规模为2.05万亿美元，从现价美元来看低于美国，但经PPP平减后的需求规模则大于美国。中国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人均GDP增长也显著高于美国，蕴含着巨大市场潜力。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向美国靠近。2015年，尽管中国科研投入占比为2.01%，低于美国的2.73%，但专利申请总数为96.83万件，远远超过美国，每万人居民专利申请数为7.06件，逼近美国。

（四）中美在环境竞争力等领域胜负交织

在产业层次方面，中国一般制造业水平大大超越美国，但美国高端服务业以较大幅度领先于中国。2015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占比为94.318%，高出美国30多个百分点。高端服务出口占比为46.509%，低于美国13.558个百分点。

在全球联系方面，美国在利用全球人才红利方面遥遥领先。若以人口净流入衡量，美国人口净流入507.03万人，中国人口净流出220.21万人，处于净损失位置.但中国利用全球资本红利显著领先于美国。2015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为620亿美元，两倍于美国。

在软件环境方面，美国的营商环境明显好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5年，中国排名仅为第80名，美国为第7名。在商业文化方面，虽然一些机构的调查显示，美国的企业家精神高于中国，但事实是：中国国民的艰苦创业、勤勉奋斗的精神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处在全球领先的位置。

在政府素质方面，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和庞大的国家债务是美国最大的弱点，而中国拥有相对健康的财政状况和较好的财政能力。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2.815%，低于美国的3.216%，这得益于中国独特政治体制下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的效率。美国政治极化与政治僵局导致解决美国问题的政治气氛缺乏。但按照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的评估，中国政府管制指数为-0.219，低于美国的0.846。

总之，中美竞争力犹如巨人的少年与成年之力，美国在水平上优于中国，中国在增长上强于美国。尽管中国的基础要素优于美国，中美环境和支柱要素互有优劣，但在更为重要的核心要素方面，美国的水平高于中国，决定了其经济竞争力也高于中国。

四、研究发现2：中美国家竞争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分析1995~2005~2015年中国与美国竞争力表现的差距发现：增长改变中美竞争力的天平，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力差距迅速缩小（见表1）。1995年中国与美国排名相差41位，2005年相差28位，2015年相差5位。从指数看，1995年相差0.444,2005年相差0.283，到2015年相差0.110。

（一）美国虽在核心竞争力领域持续领先，但优势明显下降

美国在人才素质方面持续领先中国，优势明显。从中美两国每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据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国每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对美国占比比值，除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出现波动外，保持了上升势头。美国对中国的相对优势持续下降，从1995年的7.06倍下降到2005年的4.34倍，于2015年进一步下降为3.61倍。但是中美的绝对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1995年相差2679.8人/百万人，2005年相差2849.3人/百万人，201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为2982.6人/百万人，绝对差距不降反升。

中国高等教育飞速追赶美国（见表 3）。1995年，中国人口大学生受教育比例仅为4.461%，远低于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2005中国大学生受教育比例上升为19.336%， 2015年进一步上升为39.39%。美国过去30年在高基数的基础上以递减的增速快速提升，目前美国仍以超过一倍的较大优势领先中国。

中国在科技投入方面快速增长，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图 2显示，美国科研投入GDP占比在波动中缓慢上升，而中国科研投入占比则迅速增加。1996年美国科研投入GDP占比为2.44%，中国为0.56%，美国是中国的4.32倍。2005年，美国科研投入GDP占比为2.51%，略有上升，中国则为1.32%，上升明显。2015年，美国科研投入GDP占比为2.73%，中国则已上升到2.01%，相对差距变为1.34倍。

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进步较快，与美国差距显著缩小。受益于中国国家宽带普及工程提速，中国每百人宽带用户从2000年的0.00177人增加到2015年的19.77人，美国则从2.5增加到31.02。与美国相比，2005年中国仅为美国的1/6强，2010年达到1/3强，2015年已经达到3/5强。在综合反映基础设施状况的物流绩效指数方面，2005~2015年间，中国年均增长2%，远高于美国的0.79%，2015年指数仅相差0.33。

（二）中国虽然基础竞争力持续领先，但优势明显持续下降

我国人口资源持续领先，优势明显。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它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人力资源数量方面对美国有压倒性优势。1995年，中国人口规模为12.05亿，是美国的4.52倍；2005年中国人口规模为13.04亿，为美国的4.41倍；2015年，中国人口规模为13.71亿，为美国的4.27倍。20年间，中国虽然领先幅度有微弱减少，但绝对数量的增加值仍远高于美国。

中国在商业成本方面持续领先于美国，但优势逐渐缩小。从图 4可以发现，我国PPP现价美元GDP/现价美元GDP，自2003年以来持续显著下降，这意味着我国物价水平在不断提高，商业成本在不断增加。具体来看，该比值在1995~1997年间略有下降，而后缓慢上升，直至2003年恢复至最高点（3.07），而后持续显著下降，2014年下降至1.75，而后稍有回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计算方法设定，美国的PPP现价美元GDP/现价美元GDP恒为1，是基准比值。

制成品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是产业素质的重要组成指标。中国的该指标优势明显，这得益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而美国制成品出口占比则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趋势明显（见图 5）。观察两国制成品出口占比的历史趋势，可以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情况下，两国制成品出口占比差距迅速扩大。2007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比为93.1%，美国为77.6%，领先15.5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比为93.6%，美国为66.2%，中国领先优势扩大为27.4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比为94.3%，美国为64.2%。

（三）美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由优势变成劣势

尽管不断涌向美国的精英人才支撑着美国的领先优势，但是，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正在减弱。一方面，整体国民的艰苦创业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正在减弱；另一方面，精英阶层营造的投机取巧和不劳而获的文化正在蔓延。与此同时，工会组织正从维护工人权利的武器转变为维护特权和攫取垄断利润的工具。

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基于美国霸权等优势，塑造了强大的高端服务业同时，美国产业脱实向虚，美国的制造业由强转弱，虚拟经济过度扩张，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

尽管在前沿领域的创新，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由于中国总体创新产出的迅猛增长，美国由领先变为落后。1995年，中国专利申请总数仅为10011件，远远落后于美国的123962件，只占其8.1%。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发展，中美专利总数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中国最终于2009年超过美国，此时中国专利申请总数为22.91万件，美国专利申请总数为22.49万件，此后随着中国专利申请数呈指数级上升，逐渐拉大了中美之间的差距，2015年，中国专利申请总数为96.83万件，3.36倍于美国。

（四）中国在一些环境竞争力领域由优势变劣势

随着竞争力的总体提升，中国社会环境变得恶化、社会矛盾变得日益尖锐。与美国相比较，反映收入差距的中国基尼系数由小于美国转为大于美国。在美国的基尼系数自1995年以来持续恶化的背景下，199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35.47，远低于美国的40.36。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大幅度上升到42.64，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超过美国的40.36。2015年下降为41.45，依然高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恶化，从原来的优势转为显著劣势。

（五）中国在支柱竞争力领域提升较慢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表现最终决定了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竞争力真正强大的国家。产业升级缓慢是中国致命的问题。用可得到的指标数据比较发现：中国产业结构提升明显慢于美国。高端服务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是测度一国产业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定义为“保险和金融服务占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与“计算机、信息、通信和其他商业服务之和所占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中国高端服务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1995年以来有所提高，从1995年的34.443%提高到2015年的46.509%，提高了12.066个百分点，而美国则从1995年的40.031%提高到2015年的60.067，提高了20.036个百分点。

总之，增长和变化决定中美竞争力的天平正向中国倾斜。但由于竞争力构成要素异质性决定了，中美尤其中国竞争力要素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不同，中国竞争力在接近美国的同时，中美竞争力的结构正变得越来越趋同。

五、研究发现：中美在较多的共同领域领先世界多数国家

分析从1995~2005~2015年期间，中美竞争力表现的全球位置变化发现（见表1）：美国长期雄踞世界第一，中国不断实现跨越式提升。1995年中国与美国排名分别为第43位和第2位。2005年分别为第29位和第1位，2015年分别为第6位和第1位。

（一）中美在竞争力的诸多关键领域均强于世界多数国家

观察表5可以发现：2015年，中国与美国在GDP规模、需求规模、人口规模、科研投入占比、专利申请总数与相对值方面，均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美国GDP规模与国内总需求规模均居全球第一位，中国居全球第三位，对比这两组数据还可以看出，中国比美国经济整体上更依赖外部市场，其国内需求与GDP规模不成正比。中国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中美分别居第一位与第四位；专利申请总量，中美分别为第一名与第二名，但中国远大于美国，美国仅为中国3/10。科研投入占比与每万人居民专利申请两个指标，中美则居世界前列，这两个指标拔得头筹的国家均为韩国，足见韩国近年来新技术产品的迅速发展。中国科研投入占GDP比例为2.01%,美国为2.73%，韩国为4.15%；中国每万人居民专利申请为7.06件，美国为8.97件，韩国为33.05件。但是考虑到中美庞大的经济基础与人口基数，在总量上中美领先于韩国。

（二）中美在竞争力一些重要领域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

在商业成本方面，中美正共同面临来自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威胁。2015年，中国PPP现价美元GDP/现价美元GDP为1.79（全球第65位），美国为1（全球第92位），印度为3.83（全球第1位），远低于中美两国。从历史趋势上来看，由于中美印发展水平不同，三国商业成本的历史位置并未发生改变，但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以来，中国商业成本迅速上升，PPP现价美元GDP/现价美元GDP的比值一直处于下滑趋势，而印度则在经历下滑后有所回升，使得中印的商业成本差距拉大；尽管具体问题不同，但中美社会环境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从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2015年中国为42.16，略高于美国的41.02，中美社会贫富差距都相对较高。

（三）在一些关键竞争力领域，与世界多数国家相比美强中弱

在软件环境方面，美国居于全球领先位置。美国营商指数在2015年全球排名为第7，在本报告所选取样本中排名第6，处于第一阶梯前列。中国则在全球排名为第80，在本样本中排名第5位，处于国际中游位置。在生态环境方面，美国可持续环境制度与政策评估得分为0.4，全球排名第3，中国得分为0.26，全球排名第50。但中美与处于第一位的日本差距均较大，日本以较大优势领跑。在汲取全球化人才红利方面，美国远远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

（四）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与世界多数国家相比中强美弱

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强于美国，这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相符。2015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比为94.32%，居全球第一位，体现了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制成品出口中的技术含量较低。美国制成品出口占比为64.19%，居全球第34位，其产业虚拟化明显。

综上所述，中美在市场规模、人口与人才、科技等方面拥有共同的绝对优势，在商业成本上面临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低物价水平的共同威胁，在社会环境方面，面临共同的严峻压力。在营商环境与生态环境方面，美国居于全球领先位置，中国仍处在全球较低位置。而在工业制造能力方面，中国具有领先全球的优势，美国处在一般的位置。

六、预测：中美经济竞争力未来有望反转

中美竞争力关系决定全球格局和未来走向，全球发展动力和发展格局也将影响中美未来的竞争力格局。全球竞争力的要素变化将给中美带来更多的机遇。科学技术正面临重大的革命性的突破，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型能源等领域的重大进步，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福利水平，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将拥有更多优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变化，将使全球化不可逆转而持续转型升级，中国在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的同时，分享更多由高端要素带来的红利。全球竞争力的格局调整将使中美面临变化的环境。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文明和繁荣先发于欧洲，然后转向北美，今天全球经济和繁荣的中心正持续转向亚洲。当今先发国家普遍面临衰落，后发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强势崛起。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让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多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区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会削弱全球尤其是相关地区的竞争力。全球竞争力的重新洗牌将让中美竞争力地位与环境不断变动。

美国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与强盛，在繁荣的表象下潜藏着诸多问题，投机取巧、好吃懒做的文化，政治极化、党派对立导致的政府效率低下，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不堪重负的财政负担，尽管其制度中存在一定的自洁机制，美国仍在面临与历史衰落国家相同特征的问题，处在发展成熟后的衰退期。古老中国经历过多次的兴衰轮回，在最近100多年屈辱和磨难后，真正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作为新兴经济体，尽管也面临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诸多挑战，但由于中国拥有年轻经济体所具有的诸多成长力量，所以中国正处在崛起的上升期。

未来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远高于美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因而可以在规模与水平上同时缩短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根据《中国经济学人》2017年第二季度调查问卷，有39.2%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经济总量可与美国持平，未来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有希望超过美国。但是，一方面，由于人才、科技、教育、金融等核心竞争力领域美国仍十分领先，这些要素变换具有速度慢的特点，中国在核心竞争力领域超越美国需要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在一些优势领域中国正在失去竞争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关键的方面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十分缓慢，而产业转型升级是否最终成功是迈向现代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竞争力超越美国的前提和关键。

七、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中美国家竞争力的分析与预测，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应坚持“扬长处、补短板和抓关键”的原则，以美国为对标基准，面向全球，纵横捭阖，实施四项战略。

（一）实施创新追赶战略

以美国等创新型国家为标杆，建设优质教育、科技创新与人才集聚的知识型社会。从创新体制的改革入手，政府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为建立创新型国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以技术和人才为依托，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实施合作共赢战略

根据中国经济学人2017年二季度调查问卷，有68%受访者认为中美经济互补性还很强，贸易增长空间较大。针对中美之间存在诸多互补性领域和共同应对的问题，应通过开展中美合作，在竞争力构成要素的诸多方面，相互取长补短，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双赢和共同提升。主动开展对美多领域、多方位的交流，增强相互信任，改善并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共同促进全球及地区的和平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三）实施模仿补短战略

针对“后发”而导致的“短板”，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补足“先前短板”。知识外部性决定学习的成本低、收益大。中国通过模仿和学习过去40多年他国的经验补长了诸多短板，未来中国仍要坚持这一战略，在仍然落后和短板的领域不断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实现中国跨越式的追赶。

（四）实施扬长领跑战略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既拥有“后发优势”之长，也拥有后天创造的长处，同时拥有因为国情而特有的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这些“长处”构成竞争力“安身立命”的内容，这些长处不保，其竞争力的根基就会动摇，更重要的要素竞争力也难以形成。为此，必须不断强化中国的商业成本优势、制造业竞争力等优势，强化中国的内部需求等规模优势，进一步提升政府的决策效率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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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M］. Lausanne：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2015.

解读中美贸易战的演进脉络

来源：雪涛宏观笔记

作者：李春顶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室副研究员

一、此次中美贸易战是真枪实弹，双方都拿出实际制裁清单，并非只做做样子。

实际上，从中国在中美贸易中出现较大贸易顺差起，中美贸易战就一直在此起彼伏的发生。从最初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审核一遍；之后是关于中国汇率操纵的不实指控；再到对中国贸易顺差和倾销补贴的指控等等。所以中美贸易摩擦是一直存在的常规现象，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或者说在这个阶段突然发生的一个问题。

回顾过去几次贸易摩擦，基本上都属于常规的贸易摩擦，任何国家之间都可能发生，是亮出一个大棒来让你做出让步，互相作为谈判的砝码以达到最终目的，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相互对立的、有来有往的相互贸易制裁，所以总体局限在常规的舆论和心理层面，是可控的。甚至据我们对国外智库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些了解，实际上过去的一些贸易摩擦中很多时候带有政治目的，政府之间私下会有沟通。因此总体来说贸易摩擦并没有上升为贸易冲突。到了特朗普时期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现在的摩擦已经上升到了贸易冲突，到了有相互制裁、甚至延伸到贸易战的阶段。

贸易冲突、贸易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真正凸显出来是从特朗普执政之后。虽然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满，但是真正到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并没有马上出现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2017年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会谈，我们感到形势一片大好，中美之间能够通过谈判、通过会谈解决相互之间的贸易争端。会谈之后就实施了中美之间调顺差的百日计划，差不多到2017年7月的时候结束。当时中国已经按照预先的规定和承诺达到了关于开放的很多要求，包括迅速开放金融业和农业市场求，但是美国并不满意，认为顺差没有明显下降，认为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更多。到2017年底，美国正式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在美国新版的国际安全战略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一个潜在的敌人。这个时候美国拒绝参加中美新一轮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关系至少在经济领域陷入了比较僵持的阶段。

到了2018年，新一轮贸易冲突阶段正式开始。2017年4月份美国启动232调查，称钢和铝两种金属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并且从2018年3月开始对钢征收25%的关税，对铝征收10%的关税，但是事实上对它的盟国采取了豁免的措施，主要矛头还是指向中国。后续事件进一步发酵，301调查结果对中国多方面进行了指责，特朗普签署计划要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税。美国明确说301调查实施的措施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中国高技术产品。对此中国各方面坚决反对，并且采取措施对美国反制裁。所以4月2日凌晨，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美国7类商品进行增加关税进口，对水果及其制品120项产品加征关税15%，对猪肉等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且明确指出这项措施是针对美国的232调查。所以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贸易战已经进入了真枪实弹的新阶段，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我们也进行了反击。

二、4月2日中国的反击清单针对的仅是美国232调查，还在预热阶段，美国公布301调查后还会加码。

我们的评估结果显示，目前的措施基本上是对标美国232调查对中国可能造成的损失，涉及产品基本上都属于可能激起美国国内反对声音的产业。下一轮美国如果发布301调查清单，我们肯定还会有坚决的制裁措施。

三、特朗普政府清楚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经济所决定的，不可能大幅缩小；美国的目的是在战略上全面围堵中国，正如301调查针对的是中国高技术领域产业。

其实包括在百日计划当中、包括刘鹤副总理多次赴美，中国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希望在贸易上合作，但美国没有正面的回应。美国到底想要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动因是什么？

第一个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诉求。

一是关于贸易逆差，现在中美贸易逆差按照美国的统计大约有将近3000亿美元，按照中国统计是2000多亿美元，所以贸易逆差应该是特朗普耿耿于怀的重要方面。特朗普也提出一个目标，希望减少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二是，特朗普希望在高端制造和高科技领域和服务贸易领域获得更多竞争，希望压制中国的发展。因为对于美国来说，高科技服务贸易领域、高端制造业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这个领域我们中国发展很快，特朗普希望打压中国，获取这个领域的利益。三是关于重返制造业。其实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也提出重返制造业，更多的让制造业成为实体经济增长的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贸易逆差的恢复，让更多制造业返回美国来增加国内就业。

第二个方面是希望在战略上制约中国。

一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很大压力，按照很多专家的计算方法，不远的未来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美国很难接受的事实。二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过十年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是不断提升，中国俨然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全球经济新的引擎，这引起了美国很大的嫉妒。

事实上，从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到目前为止，整个中美关系跟前相比已经进入到了不同的阶段，进入到了战略上的竞争的阶段。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美国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制约中国，因为他们清醒的认识到，如果不制约中国，再过几年到十年左右，中国可能会迎来大踏步发展。所以说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已经完全不一样。现在美国发起的301调查，矛头就是中国制造2025。特朗普政府一直将贸易逆差作为借口，他很关注贸易逆差吗？没有，特朗普政府很清醒地认识到贸易逆差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的，从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只不过逆差在不同国家之间逆转，从日本转向了四小龙国家，之后转移到中国。特朗普政府本应该拿人民币汇率说事，但是完全没有，只是针对301条款，针对知识产权，针对的是中国高技术领域的产业。

四、中美贸易战与美日贸易摩擦没有太多可比性。

现在很多分析将中美目前的贸易战和当年美日贸易摩擦进行对比，事实上也没有太多可比性。一是因为时过境迁，时代背景和各个国家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二是国家之间的规模也不一样，当时美国的规模远远大于日本，但是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差距没有那么大，而且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形势来看，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超过美国。三是美日当时是同盟国之间的关系，相互友好的关系。中国和美国虽然有很多合作，但一直存在竞争。在美日是同盟国的时候，日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因此美国对日本的制裁措施很容易成功，日本会做出让步。中国则完全不一样。四是竞争所处的阶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的美国和日本其实产业竞争性挺强，包括日本很多电子产品、汽车产品等等，都已经直接冲击到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说他们相互产业上的趋同性很强。中美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中国发展的势头很强，但是相互之间的比较优势产业还是存在差异的。美国针对的知识产权和高技术产业可能是有一定竞争，但整体上中美贸易的相互竞争性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强的。从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看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相互经济与结构决定的。美国希望以不合理的手段、以违背WTO贸易自由化的手段来让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

五、贸易战短期对制裁范围的贸易企业会有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如果跟进贸易收缩，可能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带来进一步不良影响。

中美贸易战的直接效应肯定是会影响到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产业、宏观层次都会产生影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欧盟加起来占了中国大约30%的出口份额。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发起了贸易刁难，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会直接产生影响。出口的下降会引起相关产业、出口产业的萎缩、或者是产业的经营状况发生变化。产业层面的变化推到企业层面自然会影响到企业产业，影响到就业，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影响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美贸易战的间接效应，我认为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贸易战、贸易冲突，会起到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其他国家如欧盟可能会跟进，日本也可能会跟进，其他国家也会处在贸易收缩的阶段，不良的示范效应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这对实体经济也会产生影响。现在担心的是逆全球化的发展，包括WTO的作用下降。现在WTO的作用已经很弱，特朗普政府多次说要退出WTO，WTO所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受到很多限制。所以中美贸易战对于世界经济的自由化，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都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

此外，中美贸易战会产生不好的预期。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候从美国到中国整个股市都产生了波动；企业家会观望，会担心贸易战带来一些影响；相互的经济合作，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可能由预期的变化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对服务贸易、旅游、留学的不良预期。不良预期的放大可能带来更多负面的影响。

我与加拿大一位非常著名的贸易政策模拟专家合作过的一篇论文研究了中美潜在的贸易战可能发生的影响。我们模拟了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所有产品征收15%的进口关税、30%的进口关税，以及特朗普政府宣称的45%的进口关税的情况，发现对中国的影响为，福利会下降0.4%，GDP会下降1.67%，制造业下降4%左右，整个贸易会下降将近5%，出口下降7.8%，进口下降1.1%，所以这个结果实际上并没有对中国产生难以承担的巨大影响。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的讲贸易战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结果是中国整个GDP下降1.5%，出口下降将近8%，进口下降3.5%，美国实际上福利和GDP有将近0.1%的增长，但是它的贸易有很大下降，并且制造业就业并不增加反而会下降。可以看出美国在谈判上能够通过贸易战获得一些收益，但是受我们的反制措施也会受到损失，而且相互的贸易战对中国并没有产生那么巨大的损失，这是我们算的直接影响。间接的包括对预期的一些影响没有计算在内，至少直接的影响中国并不是难以承受。完全可以能够承受的。

以上是负面的影响情况。

其实贸易战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包括经济方面，可能会促进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贸易战迫使中国在低端产品出口面临新的压力，会促进我们国内产业的转型，向产业链更高层次、更高技术的产品层次发展。当然现在贸易战的情形是美国要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开刀，这一点也会对中国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但是整体上逼迫效应肯定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有利于中国加快新一轮的改革与开放。开放的步伐现在其实很大，自由贸易实验区，对外自贸区的建设，包括“一带一路”都是走出去进一步开放的手段，包括百日计划当中提到的开放金融业，开放农产品市场。这个倒逼的机制也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第三可能会促进中国贸易的多元化，我们会寻找更多的出口市场，寻找投资的市场，以投资替代贸易，出口促进我们出口贸易的多元化，这也是正面的影响效应。

六、贸易摩擦的根源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维持较长时间；短期内双方诉求具有不可调和性，难以通过谈判达成协定，加码博弈的阶段不可避免。

从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战未来肯定要经历多轮的博弈，短时间之内不大可能马上达成妥协。目前我的判断是在经历预热阶段的相互贸易战之后，美国发起钢铝产品232调查和关税措施，而中国4月2日凌晨发布反击措施针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关税提升。这个架式已经摆开了，美国有措施，我们有反制的措施。正如我最开始所判断的，目前美国已经到了希望战略上抑制中国的阶段，他要全面围堵中国 64 56950 64 36645 0 0 4414 0 0:00:12 0:00:08 0:00:04 6679政策，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基本上已经没有耐心来进行战略的对话与谈判了。301调查宣传要对500亿中国进口产品开刀，美国一旦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肯定会有反制的措施。

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的诉求总体是三个方面：第一特朗普政府明确指出希望减少1000亿美金的逆差；第二是希望中国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领域，包括美国在中国投资的技术转让要求等等与此相关的领域采取相应的让步措施；第三是希望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包括金融业、农产品等其他的投资市场。这些诉求我想在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完全答复，特朗普的胃口越来越大，我们不能一味地满足他，从中国的角度我们肯定是要以反制的措施维护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坚决反对特朗普的反自由贸易和逆全球化的措施，违背WTO规则的措施和手段。

所以这一轮加码阶段的博弈肯定是无法避免，在加码阶段之前，不大可能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协定来化解贸易的摩擦。这一次第一轮加码阶段的博弈之后，后面是不是能够通过相互谈判达成妥协，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可能会有几个发展的路径。目前来看，从官方的消息，包括从商务部和财政部的消息来看，中美之间并不是没有沟通，沟通是畅通的，并且有谈判。特朗普在他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多次提到他希望跟中国有大的贸易谈判，并且一直是有沟通。

七、美国正在拉拢欧盟和日本，特朗普胃口很大，希望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大面积让步。

有几个新的动向需要注意：

第一是美国现在在拉拢欧盟和日本。特朗普已经和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进行了电话沟通，希望联合，日本也有沟通，他们很有可能拉拢德国和日本，这是目前需要注意的。

第二是特朗普的胃口很大，他希望是大的让步。中国基本不会进行无限制的满足，这样一个动向也很明确。

第三是美国希望在战略上制约中国，这点也很明确，包括现在台湾的问题，南海问题上印度基本站在美国层面，还有半岛问题，都希望从战略方面对中国施压，形成呼应的态势，进行多方面的夹击。俄罗斯似乎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如果俄罗斯也站在美国一边，对中国非常不利。

如果经过预热阶段进一步加码，这一轮的博弈过后从未来发展方向上可能会有两个，一是中国采取一些措施让美国内部集团力量能够干预，国内有更多的反对声音，比如美国的大豆整个农业集团可能会产生一些干预。整个美国内部集团的反对，有可能会促使特朗普政府进入谈判，包括多轮的博弈之后，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另外一个走向，有可能整个贸易战让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美国的消费者受损，特朗普的支持率下降，他的整个市场预期包括股市各方面经济形势下降，中美之间就可能会走向合作并达成一致，至少是工作重点会有所转移，不再是贸易战领域。所以未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较长期的中美贸易战和贸易博弈的过程，但是变成全面贸易战、相互没有贸易的状况，甚至禁止贸易的状况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整个形势判断大致是这样的。

八、中国要争取欧盟、墨西哥等国家的支持，美国和欧盟的诉求有差异，中国和欧盟之间有合作空间。

最后稍微讲一下中国的对策。

第一，我认为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贸易摩擦、贸易利益的逻辑和理论，基本上不是只考虑经济利益的诉求，并且完全不顾及国际规则。所以中国在应对政策上，不用畏惧和过分担心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基本模拟结果发现了，没有那么大影响，我们中国是能够承受的。

第二，中国内部确实要进行改革，进一步改革开放，促进贸易多元化，逐步化解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要扩大内需。

第三，尽可能争取欧盟、墨西哥等等其他国家的支持。欧盟虽然也是美国的一个盟国，但是欧盟整个诉求和美国有很大差异，中国和欧盟之间有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第四，坚决反击，一些重要的产品上，如美国国债，波音飞机，大豆，中国占据很大份额，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来让美国国内产生分化，产生不同的声音，造成压力来坐到一起进入谈判甚至得以化解贸易摩擦。

第五，也要向WTO申诉，WTO毕竟还是协调多边贸易体制的机制，我们在WTO的框架下让国际舆论、让全球的舆论不支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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